在當今快節奏、高壓的社會中,情緒病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議題。然而,儘管其普遍性日益增加,社會大眾對於情緒病的理解,卻往往被根深蒂固的誤解與污名化所籠罩。許多人將情緒病視為一種「性格缺陷」、「軟弱的表現」,或是單純的「心情不好」,這種錯誤的認知不僅延誤了患者尋求專業幫助的時機,更在無形中築起一道高牆,讓患者在承受疾病痛苦的同時,還需背負沉重的社會偏見與自我譴責。在香港這個高度競爭的都市,精神壓力無處不在,從學業、工作到家庭關係,都可能成為觸發情緒問題的導火線。根據香港大學於2022年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,約有13.3%的香港成年人可能患有常見的情緒病,如抑鬱症或焦慮症,但其中僅有不足三成的人會主動尋求專業的情緒病治療。這巨大的落差,正正反映了污名化如何阻礙人們正視心理健康。我們必須認識到,情緒病並非虛構或可輕易擺脫的狀態,它與身體其他器官的疾病一樣真實,需要科學的診斷與系統性的介入。唯有破除這些迷思,才能為患者創造一個更友善、更具支持性的康復環境,讓每個受困於情緒風暴中的人,都能看見希望的曙光。
最常見也最有害的迷思之一,便是將情緒病歸咎於個人「想太多」、「不夠堅強」或「意志力薄弱」。這種論調彷彿在指責患者:「只要你樂觀一點、努力一點,就能好起來。」然而,這完全誤解了情緒病的本質。情緒病,特別是抑鬱症,並非單純的心理狀態或思想模式,而是涉及大腦神經傳導物質(如血清素、去甲腎上腺素、多巴胺)失衡、腦部結構與功能變化,以及遺傳和環境因素交互作用的複雜疾病。當一個人出現持續的抑鬱症症狀,如長達兩週以上的情緒低落、對所有活動失去興趣、精力嚴重衰退、睡眠與食慾顯著改變、思考能力下降,甚至出現自殺念頭時,這絕非靠「意志力」就能克服的。要求一位抑鬱症患者「振作起來」,就如同要求一位骨折的人「站起來走路」一樣不切實際且殘忍。這種迷思的危險在於,它將疾病的責任完全推給患者,加劇他們的罪惡感與無力感,使他們更不敢向外求助,深怕被貼上「脆弱」的標籤。事實上,面對巨大的精神壓力時,每個人的生理與心理承受閾值不同,發病與否並非個人選擇的結果。
另一個普遍的誤解是認為情緒病只是暫時的「低潮期」,隨著時間推移就會「自動痊癒」,因此不需要專業介入。這種想法常以「時間能治癒一切」或「出去散散心就好」的形式出現。固然,每個人都會經歷情緒起伏,但臨床診斷的情緒病與一般的情緒波動有本質上的區別。若未經適當的情緒病治療,病情非但可能不會自行緩解,反而可能慢性化、加重,甚至導致嚴重的功能損害與生命危險。以抑鬱症為例,若不及時治療,單次發作的平均病程可長達6至8個月或更久,且復發率極高。每一次未經治療的發作,都可能對大腦造成某種程度的「毒性損害」,使未來的治療更加困難。香港心理衛生會的資料指出,輕度至中度的情緒問題若及早透過心理治療、生活調整等方式介入,康復效果良好;但若拖延至重度,則往往需要結合藥物與更密集的心理社會支持。將情緒病視為可自癒的小問題,等同於忽視了其作為疾病的嚴重性,可能讓患者錯失最佳的治療時機,陷入更深的痛苦深淵。
對精神科藥物的恐懼與誤解,是阻礙許多人接受正規情緒病治療的一大障礙。常見的說法包括:「吃藥會上癮,一輩子都戒不掉」、「副作用太可怕,會把人變成殭屍」、「藥物只是掩蓋問題,不能根治」。這些觀點充滿了對現代精神藥理學的誤解。首先,用於治療抑鬱症、焦慮症等常見情緒病的一線藥物(如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,SSRIs),其作用機制是調節大腦神經傳導物質的平衡,並不會產生像尼古丁或鴉片類藥物那樣的「成癮性」或欣快感。患者不會因為服用這些藥物而產生渴求或劑量越用越高的情況。所謂的「依賴」,更多是指身體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藥物的調整,這與高血壓、糖尿病用藥的原理類似,需要在醫生指導下逐步調整,而非濫用成癮。
其次,關於副作用,任何藥物都可能產生副作用,精神科藥物也不例外。常見的初期副作用可能包括噁心、頭痛、嗜睡或焦慮暫時加劇等,但這些反應通常是暫時的,且醫生會從低劑量開始,讓身體慢慢適應,並透過定期覆診監控情況。現代藥物的研發已大幅提升了耐受性與安全性。將所有藥物治療妖魔化,無異於因噎廢食。對於中重度情緒病患者,藥物治療常是穩定病情、為心理治療創造條件的基石。它並非「掩蓋」問題,而是從生物學層面修復受損的功能,讓患者有能力去面對和處理心理社會層面的精神壓力。拒絕必要的藥物治療,可能使患者長期處於功能失調狀態,生活品質嚴重受損。
媒體的渲染與戲劇化的描繪,常常將情緒病患者,特別是某些精神疾病患者,與「暴力」、「危險」、「不可預測」等標籤聯繫在一起。這種污名化的刻板印象是極其錯誤且不公平的。事實上,絕大多數情緒病患者並不會對他人構成暴力威脅,他們更多是將痛苦指向自身,是暴力行為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。研究一再表明,情緒病患者,特別是抑鬱症患者,發生暴力犯罪的機率並不比一般人群高;相反,他們遭受暴力、欺凌或自殘的風險卻顯著更高。將患者污名化為「危險分子」,只會加劇社會的恐懼與排斥,使患者更不敢公開自己的狀況,更難融入社區與職場,也讓家屬承受不必要的壓力。我們需要理解,情緒病所表現出的行為,無論是退縮、易怒或情緒波動,往往是疾病症狀的表現,而非其本性。一個得到適當治療、支持與理解的抑鬱症患者,與常人無異,能夠正常地工作、生活與貢獻社會。社會的接納與支持,正是幫助他們穩定病情、減少病恥感、走向康復的關鍵力量。
破除迷思的第一步,是確立一個核心真相:情緒病是真實存在的醫學疾病。世界衛生組織早已將抑鬱症列為全球首要致殘疾病之一。它並非虛無縹緲的「心情問題」,而是有明確診斷標準、病理生理基礎和有效治療方法的健康狀況。就像糖尿病是胰島素功能失調,情緒病是大腦功能失調的表現。專業的情緒病治療是一個多元且系統的過程,通常由精神科醫生、臨床心理學家、輔導員等專業團隊共同參與。治療方案因人而異,可能包括:
尋求專業幫助不是軟弱的表現,而是對自己健康負責的勇敢行為。香港醫院管理局及多間非政府機構(如香港心理衛生會、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等)均提供相關的評估與治療服務。承認疾病的存在並積極面對,是邁向康復最重要的一步。
針對公眾對藥物治療的疑慮,必須強調其科學性與安全性。精神科藥物的使用是一門嚴謹的醫學專業。處方前,醫生會進行詳細評估,包括病史、症狀、身體狀況,甚至可能透過量表或檢查來輔助診斷。開始服藥後,醫生會要求患者定期覆診,密切監測藥物的療效與可能出現的副作用。這個過程是一個動態的「調校」過程:
| 階段 | 醫生角色 | 患者角色 |
|---|---|---|
| 初期(約1-4週) | 從低劑量開始,解釋可能副作用,安排緊密覆診。 | 如實報告身體與情緒反應,耐心等待藥物起效。 |
| 中期(數月) | 評估療效,調整至最適劑量,處理持續的副作用。 | 持續服藥,配合心理治療,建立健康習慣。 |
| 後期(穩定後) | 規劃維持治療期,預防復發,討論未來減藥可能性。 | 穩定生活,識別復發徵兆,與醫生保持溝通。 |
透過這種合作模式,絕大多數的副作用都是可控、可逆的。醫生有多種策略來處理副作用,例如調整劑量、服藥時間、換用不同藥物或合併其他藥物來對抗副作用。治療的目標不僅是消除抑鬱症症狀,更是幫助患者恢復社會功能與生活品質。將藥物治療視為一個在專業監護下的科學過程,能有效消除不必要的恐懼。
對於情緒病患者而言,來自家人、朋友、同事乃至社會的理解與支持,其療效有時不亞於專業治療。他們需要的不是說教、批評或過度保護,而是同理心的傾聽、無條件的接納與實質的陪伴。當身邊的人出現情緒病症狀時,我們可以這樣做:
一個支持性的環境能極大緩解患者的病恥感,增強他們面對疾病的信心與動力。反之,冷漠、誤解與指責只會將他們推向更孤獨的角落,阻礙康復進程。
要從根本上扭轉社會對情緒病的偏見,必須從公眾教育著手。政府、教育機構、醫療衛生部門及非營利組織應協力推動全面而正確的心理健康教育。這包括:
知識是對抗無知與恐懼最有力的武器。當大眾都能理解情緒病是常見、可治的疾病,就像感冒或胃痛一樣普遍時,求助的障礙自然會降低。
在改善社會環境的同時,也需賦能於患者自身。許多患者因內化了社會污名而自我否定,遲遲不敢行動。我們需要傳遞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:患上情緒病不是你的錯,但積極面對並尋求幫助是你的責任與權利。勇敢面對意味著:
走出第一步或許最為艱難,但這一步是邁向康復的關鍵轉折。每一次主動的求助,都是對疾病污名的一次有力反擊。
媒體在塑造公眾認知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。不幸的是,過去一些媒體為了吸引眼球,在報導與精神健康相關的事件時,常常使用煽動性標籤(如「狂躁」、「失常」)、將個別極端事件與疾病簡單掛鉤,或過度聚焦於聳人聽聞的細節。這種報導方式不僅強化公眾的錯誤聯想與恐懼,更對廣大情緒病患者及其家屬造成二次傷害。媒體應秉持專業與社會責任,做到:
客觀、負責任的媒體環境,能有效減少社會誤解,成為推動心理健康普及的正向力量。
情緒病的迷思與污名,如同一層厚重的霧霾,遮蔽了問題的本質,也隔絕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暖與理解。我們必須齊心協力,撥開這層迷霧。這需要社會每一個層面的共同努力:個人透過學習消除偏見,家庭與朋友給予無條件的支持,專業體系提供可及且有效的情緒病治療,媒體傳遞正確資訊,政策制定者推動友善的職場與社會政策。當我們認識到,精神壓力是現代生活的常態,而情緒病是這種壓力下一種可能的健康後果時,我們便能以更平常心看待它。辨識抑鬱症症狀不再是為了貼標籤,而是為了及早伸出援手。最終,我們追求的是一個不再對心理健康問題竊竊私語、而是能公開討論並提供支持的社會。在那樣的社會裡,尋求心理幫助將像看感冒一樣自然,每一位受情緒困擾的人都能毫無顧忌地走向光明,因為他們知道,自己不會被評判,只會被接住。這不僅是對患者的救贖,也是對整個社會精神健康的投資,讓我們的社區變得更堅韌、更有同理心、更適合所有人安居。